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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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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朱大可: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  

2015-03-17 12:38:21|  分类: 路不拾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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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朱大可: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在今天,与其做一个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因为后者的标准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
 
    朱大可认为中国人的问题,是先要解决基本的做人问题,也就是确立人类价值的共同底线,而后再来谈论本土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否则,就只能陷入沙上建屋的困境。“比如说,在没有建立博爱和人人平等、彼此尊重对方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大搞所谓孝道,甚至进行集体磕头的公开表演,结果只能沦为道德笑话。在今天,与其做一个古典式的“君子”,不如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直者,因为后者的标准更加清晰,也更容易掌握。”

    每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称谓,来命名那个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

    朱大可曾研究过甲骨文中“君”的形象:“是器皿上有一只手握着杵棒,其原始语义不详,可能是用粮食加工的过程,来喻指精神的营造。”

    朱大可说,在中国话语史上,君子最初是对王者的政治称谓。而在孔子那里变成了道德称谓,《论语》里,“君子”变成了“成德之人”。“在儒生的眼中,君子是其理想化人格的代表,应当符合‘五常’、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在现代人眼里,孔夫子无疑是‘君子’的代表,从《论语》的训诫里可以推测,他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完美的道德。其他著名的儒家君子,比较容易联想的,还应当包括孔子的得意门徒颜回和亚圣孟子。”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君子”是一个由儒家垄断并授予的桂冠。

    中古时期,君子的含义又一次扩大到对所有成年男性的社会称谓。新文化运动鄙视儒家,也不屑于拥抱传统的君子,所以在这场运动之后,“君子”或“君”的叫法,就被“先生”代替了。而到了1949年之后,“先生”又被“同志”代替。这就是关于“君子”语词和语义变化的基本线索。

    无论如何,每个时代需要有一个属于自身的称谓,来命名那个受到世人尊重的人群。

    “君子风度”是指一种谦卑忍让的个人风格。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教养。

    朱大可不太喜欢使用“君子”这个语词,这不仅是因为它为儒生专用,其他人无权冒领这项荣誉。而且是因为,我们被太多的伪君子所欺骗,以致谈论它会心有余悸。他在《流氓的盛宴》一书中的观点就是,中国是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叠加,而流氓是最喜欢盗用君子名号的。

    当然,我们不妨可以把正直的人翻译成“君子”,以此来称呼那些品行端正的现代公民。

    朱大可所指的“流氓”,只是指身份丧失者,而不是道德丧失者,所以它无法跟“君子”构成对位。在现代语境下,跟“君子”相对的应该是“小人”。它们才是真正的“原配”。道德一旦高尚,人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所以君子成了“大人”或“贵人”,而人格卑下或见识浅陋的,则沦为“小人”。

    至于“君子风度”,好像跟“君子”还不太一样,它是指一种谦卑忍让的个人风格。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教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养也是美德马车上的一个轮子。

    作为一个现代的普通公民,首先要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标准。在做到这个之后,某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群,完全可以用儒家的“君子之德”来展开进一步的自我道德塑造,把普通公民打造成“模范公民”。普通公民人格是基础,而君子人格是升华,他们在本质上并不对立,但需要做必要的阐释和对接。只要说明“君子”是“模范公民”的一种古典称谓,我们就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它,让它成为新文化新道德的一部。

    不妨把“君子”作为组织部选择干部的主要尺度。

    朱大可在《孤独的大多数》一书中,写过一篇《中国人的礼貌》。那篇旧文在今看来仍然有意义。文中,他对新儒家对礼教的复兴,并不乐观。且对“教养”——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提出自己的价值观要求,也看出带有愤怒的无力感。“西方人用了300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

    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如今,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

    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儒家是华夏农业文明的一种文化产物。旧文明衰败之后,中国全盘接受和克隆了西方工业文明。而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文化的意义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没有传统文化,那么这种克隆的文明就变得毫无特色。传统文化的功能,就是为千篇一律的工业文明,抹上一层独特的本土色彩,并为那些怀旧者提供一个记忆的家园。

    另一方面,既然如此倡导儒学和传统文化,就不妨把“君子”作为组织部选择干部的主要尺度。我们需要“君子党”。如果党的干部能够率先成为“君子”,成为百姓的道德榜样,那么中国社会的伦理修复,就有了六七分的希望。否则,任何关于“君子”的谈论,就只能是一堆无效的巷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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