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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薛涌:那些传统保持得最好的社会,往往是最为西化的社会  

2015-02-05 19:59:48|  分类: 路不拾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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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薛涌:那些传统保持得最好的社会,往往是最为西化的社会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最近,关于抵制西方的问题,又成了热点。笔者2015年初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正好谈这个问题,也激起强烈的反驳。把双方的观点都晒一下。希望引起讨论。

       新年伊始,就拜读了郑永年教授的大作《亚洲思潮及其大趋势》。应该说,郑永年教授文章本身,就是这种成为“大趋势”的“亚洲思潮”的一部分。虽然我非常怀疑这种“亚洲思潮”的代表性,但至少在中文世界中,这样的思潮确实正在或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并潜含着种种危险性。要而言之,这种鼓吹抵制西方的思潮,不仅是建筑在对西方的误解之上,而且也严重歪曲了亚洲的历史经验。遗憾的是,郑教授对于文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缺乏基本的讨论,以“历史想象”代替“历史事实”。笔者长期从事东亚史教学,虽然所知有限,但觉得有责任对郑教授的若干观点提出质疑。

       郑永年教授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十年前,我写过篇文章,题为《传统经过西化才能复兴》,指出东亚现代化中的一个吊诡:那些传统保持并发扬得最好的社会,往往也是最为西化的社会。战后日本的政治格局是在麦克阿瑟的统领下奠定的,连宪法都是美国人匆匆起草的。韩国不仅依靠美军的庇护,而且基督徒比例接近人口的30%,比佛教徒还多,其民主制度当然也是模仿西方。香港是前英国殖民地,西化程度自不待言。台湾战后的崛起,有赖于一批留美博士背景的技术官僚的工作。至今台湾的政治领导人,大概美国博士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度,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靠的是李光耀一代政治精英奠定。而李光耀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英式教育……恰恰是这些社会,传统文化的情怀特别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为精心。当然,在政治经济的发展上也更为成功。

       日本的例子也许最为典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至今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不清楚郑永年教授“早先的日本“所指为何。一般学界公认,日本现代化最为成功的时期,一个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一个就是战后。

       用“全盘西化”来概括明治时代的日本当然言过其实。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明治日本恐怕是最接近于“全盘西化”的。“脱亚入欧”绝非说说而已。明治政府尚立足未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核心政治家就组成“岩仓使节团”周游欧美,花了将近一年零十个月。日本使节对美国国会昂然发表演讲:“现在你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但我们保证:我们将是很好的学生。”果然,日本人回去后,对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模仿。他们发现西方列强无一没有议会和宪法,于是自己要复制。伊藤博文急急忙忙雇了德国法学教授,试图通过几周恶补而获得西方的“真经”。具体如邮政制度,军制等等,也是从亦步亦趋开始。奠定了现代日本教育制度的森有礼,是个著名的西化派:英国教育、基督徒。他出任驻华公使见李鸿章时,李对其西装革履老大不高兴,教训说:“这是你们祖宗穿的衣服吗?”森有礼指着李鸿章的马褂质问:“难道你穿的就是你们祖宗的衣服?我们至少有自己的选择!”

       日本的这种虔诚的学习精神,使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大为折服,日本也成了中国人留学的最大目的地。然而,日俄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爆棚,特别是一战后,充满了对西方的恐惧和仇恨,渐渐发展出一套日本优越论,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抵制西方”的时代,恰恰酿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大的灾难。至于战后的历史,则不必多言。日本人自己也承认,美军占领下所奠定的制度格局,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基础。甚至到2000年,日本政府还企图把英语变为第二官方语言。

       我不知道郑永年教授所谓“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之说所指为何?亚洲究竟有几个国家真正安安心心地学习并模仿了一段西方?菲律宾能勉强算吗?最大的例证大概是印度。中国一位著名自由派知识领袖曾”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这些人仿佛从没想过:印度如果真没有民主,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

       其实,学什么都有成有败。就象大陆的出国潮所引发的“英语热”一样,大部分人都没学好。但你不能拿出几个失败的例子来证明学英语本身不对。不管在什么领域,处于初学阶段,自己水平很低,很难知道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那时大谈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几如痴人说梦。初学者有点“全盘”性的盲目,在所难免。虚心学习,总比自己还不懂时就觉得已经比先生高明要好得多。

       举个例子。郑教授口口声声“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那么,他所谓的“西方模式”是什么?他自己对西方所知多少?遗憾的是,至少从行文上,他似乎觉得道听途说中的美国模式就能代表西方。比如,他称“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国有企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切“中国式”的东西,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茶叶,西方确实都不可能有。但我希望提醒读者:现在“西方媒体”正在热烈讨论挪威的石油天然气巨头Statoil。这其实就是挪威政府持股67%的“国有企业”、挪威经济的重要基石。郑教授引述的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也讨论了欧洲的国有企业,以及这种“国有”相对于美式私有的合理性。说西方“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恐怕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对西方了解的有限。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一大因素,就是主动进入西方所主宰的世界秩序。更大的一个因素,则是市场经济的改革。这种改革,无疑受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古典(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影响。在我看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不仅没有刺激增长,而且加剧了贫富分化。但中国是新古典的最大亮点。这里的历史机缘,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急需新古典这种鼓吹市场万能、消解政府权威的意识形态来解构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新古典在中国的功劳主要在“破”,而不是“立”。如今中国进入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新古典渐渐丧失了当年的魔力。但这不意味着应该抵制西方模式。因为新古典并不能代表西方模式。

       我在2013年出版的《市场到哪里投胎》一书中,总结了西方近二十年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疏漏不少,但大体勾画出“西方”的丰富模式。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提醒中国读者:西方绝非一个美国,有众多的样板可供借鉴。中国从现代亚洲历史中所应该汲取的经验,恐怕还是怎么回避日本的歧途。日本是日俄战争和一战的两次胜者。当日本发现自己能和西方平起平坐时,就误认为该学的都学完了,要抵制西方、发挥日本优势了。中国目前的心态,与此相当类似。虽然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国是否能够赶上西方的发达程度,还远看不清楚,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在那里大谈西方模式如何不灵了。细读这些人的言论就知道,他们对西方的理解,与八十年代相比基本没有任何进步,只是那时虚心,现在则傲慢得不想再学习了。这是知识上的“中等发达陷阱”,特别值得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警惕。

(本文原载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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