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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

追求是因为匮乏和向往......

 
 
 

日志

 
 

折腾析(四)(左春和)  

2013-06-02 10:09:35|  分类: 路不拾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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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析(四)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三,在经济方 面,极权政治永远不会放弃对市场的控制和主导。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后期也有市场经济的改革,那么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经济放归市场,这种变换为政府主导方式的 经济改革与计划经济控制没有本质区别。显性的经济控制体现在全部的详细计划,其目的是为了占有社会的全部资源,而今天的市场改革中,政治权力已经更加深入 广泛地潜伏其中。经济政策中的宏观调控和货币控制依然是强力的权力之手,其作用不亚于当初的“五年计划”,因为,这种隐性的市场干预比计划时代的起伏更 大,对于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商业伦理的影响更久远。吉拉斯认为,极权政治中的计划经济只是政治上的各种考虑的一种工具,而所有权和这些考虑使计划不能丝毫削 弱政治上的独裁,也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在一个唯一的权力集团的政治垄断下,经济上的计划完全是以扩大自身权势与利益为目的,因而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 济的发展。这种由极权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经济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全部垄断、掌控了社会资源,阻止了经济资源向个人手中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自由的市 场因素,经济发展会在一定时间内走入宿命,从而使权力的经济资源面临危机。所以,在极权政治结构中,一种悖论是,政治权力需要控制自由,但经济增长离不开 自由,最后只能在权力安全的立场上进行市场有限开放。

  人们对于计划经 济时代的大折腾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把大跃进、人定胜天、人民公社当作一种历史浪花,有的理解成是在计划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试验。正是人们太容易原谅过 去,对于历史教训没有深入的清算,今天的经济大跃进才没有停止,只不过今天少了那些猎猎红旗和震天动地的锣鼓而已。但是,在理性的状态下,在权力结构没有 改变基因的条件下,由政治权力主导的新经济运动更容易使人进入一种幻想。人性的弱点总是对于变化抱有一种乐观的想象,这一点也恰恰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群体 基础,在经济变革中也是如此,因为规律是静默的,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兴奋,而经济运动往往能刺中人们的幻想神经。这样一来,由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与人们 的期待一起进入了逻辑怪圈,最终使经济改革形成异化。由于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权力主导立场,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会伤及自身,除了维护政治权力的自身安全之 外,还要维护权贵利益集团,因为权贵利益集团是现行政治体制的拥护者。没有宪政约束条件下的由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活动肯定要伤及人民利益,其不断的政策出 台是为了给大规模折腾提供依据与合法性,其折腾只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套利机会。

  如果说在权力的 顶层设计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的话,那么,在中下层的权力结构中,只有不断地折腾才有聚拢个人利益的可能。这类似战争中的运动战,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 能掌握主动权,也才能使财富进行巧妙转化。在正义伦理中,罗尔斯强调自然资质的分配无所谓正义不正义,人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正义,这都是无 法掌握的自然事实。然而,正义或不正义正是一项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也就是利用政治权力如何处理资源的分配。以广大公民的利益为准,还是以政治权力集 团为核心就会成为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尺,衡量经济,改革的标尺依然如此。但是从目前的经济改革来看,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显著提 高,自由领域并未扩展,经济主导方式造成的成本耗散和环境破坏已经触目惊心,尤其经济领域的反复折腾造成的道德失控、伦理崩溃远不是经济的总量增长能够弥 补的。另外,在经济改革的异化中,权力自肥、权力通吃所扭曲的公平造成的文化失衡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由极权政治引导出的极权经济从不会以生命为核心,计划 年代,人们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无偿劳动,甚至无条件牺牲,而在今天缺少法治的市场环境中,人的生命可以随时被推土机“意外”碾碎。就在这种GDP的高歌猛进 中,新的圈地运动拉开,系列造城计划也将卷走更多卑微的生命。个体生命的维权无法与整体的经济运动展开搏斗,这种运动中生命不仅毫无保障,也毫无人格尊 严。本来,个人的权利通常附加着人格尊严,涉及尊严的生命无法等价交换,圈地买命是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彻底剥夺。新的圈地运动中的折腾其力度和破坏力根本不 次于它的历史前辈,因为这种破坏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让人心倍生无限的绝望与苍凉。

  以国家或集体的 名义进行的经济运动可以超越法理,还可以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毫无顾及地碾过人们的生命和尊严,因为以极权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方式其前提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其 中隐含的逻辑是任何个人的对抗便是对抗整个国家或全体人民。因此,对抗拆迁者会成为“人民公敌”。在实际拆迁运动中,面临圈地中的阻力,政治权力又在恢复 “家族连坐法”,致使维权活动中仅有的小共同体力量也被摧毁。新的更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不仅掠夺了农民仅存的一点儿利益和生命空间,而且还将彻底终止丰富灿 烂的农业文明,甚至把人们存在的坐标、提供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空间参照也连根拨掉。由于新的经济运动符合权贵利益取向,也是新的利益攫取领域,所以,这种前 所未有的大折腾已经无可阻挡。由于它的铺天盖地和利益驱动,造成的新的灾难将远远胜过人造梯田、大炼钢铁、三峡拦坝等,这也将是一个民族面临的最后灾难。 哈耶克认为,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秩序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而经济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强大的行政权力伸进经济活动的微观领域还形 成一种不易治愈的寻租疾病,因为市场本身能够带给权力更多的利益诱惑,这就是为什么中下层权力体系都热衷于主导经济活动的原因所在。

  四,在社会方 面,极权政治在初期阶段便是通过强制手段予以解散、取消组成社会阶层的各种交叉的社团和小共同体,然后让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政权。为了便于控制,把 每个人的身份进一步单位化,让单位成为管理个人的政治单元,个人的一切都必须捆绑在单位关系之上。为了加快实现乌托邦理想,又进行了二十世纪最具浪漫色彩 的人民公社试验,以解散家庭为手段组成共产主义的先期阵营,以此在形式上向心中的天堂冲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容易消灭私有财产,一是便于对人的控制,包括 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在极端时期,个人的性生活也要由单位或集体控制、安排,当时有的地方凭票才能进行夫妻生活,并实行严格监督和汇报制度。因为个人 不具有对单位和集体的解释权,如此一来,单位和集体的指令就可以完全覆盖了个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在社会主义的相当时期内,恰恰是没有社会阶层的,因为传统 的小共同体已经被强行解散,代之而建立的是充满政治和军事色彩的单位。这样的单位无所不包,对个人的一切行为无所不管,不仅生老病死,还包括每个人平时的 思想动态,都必须经常如实向单位报告,并随时接受单位的审查和批判。

  为了使用暴力对 人的控制,极权政治不停地创造敌人来达到这些单位人对于国家目标的服从,对内永远创造斗争资源,因为斗争不能停止,所以敌人也就永远存在。对外则树立假想 敌,一切普世文明都是自己政权的敌人,任何先进文化的传播都被认为带有颠覆政权的阴谋。之所以这种控制社会的方法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效,吉拉斯说这完全取 决于奇异的人性,因为人性在受虐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可能。

  当社会控制出现 危机之时,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这样的结果便容易把整个社会军事化管理,其宣称准备保卫家园。梁启超说:“中国人之心理,与 之言排外,则煽动极易,与之言对抗政府,瑟然不敢前。实则国人苟无对抗政府之能力,安能对抗外人?不过如谚语所谓躲在床底下骂人耳。办报馆者,多作反抗政 府之论,则易见忌而惹荆棘;多作无责任之排外论,则易买一般人之欢心。故曲家阿世之徒,每言此而就彼。”这种调动情绪的效果越是群体中越是明显,社会阶层 的壮大以及小共同体的分散则会理性抵制狭隘的国家主义情绪。群体心理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中极易暴发,一方面受到空而巨大的口号的暗示,另一方面是一 种长期受压抑的情绪的释放,在由政治权力主导的这种运动中,群众的真正目的已经淹没。虚假的爱国主义行动中,又极易出现群众自伤的流氓化行为,群体易在群 众的疯狂运动中找到价值的幻影,然而得到极大的情绪消费快感,甚至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出现了摆脱政治权力的幻觉,以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权利的挥洒。而实际 上,由极权政治主导的这种群众运动常常在成功地“运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的狂欢中转移了焦点,群众也因此得到了满足。托克维尔发现,群众仿佛从他们主子 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也无法完全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种种错误谎言、罪恶习俗以及不良倾向的束缚。因为在这种运 动中,人们意在追求自由与民主表达,结果在行使自由权力之时,显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这正是运动中背后的极权政治权力希望看 到的结果。运动中的情绪失控以及流氓化行为给政治权力迅速介入社会控制提供了正义性,这时候,人们也开始呼吁由政府强力出现在混乱局面的扭转中。

折腾析(四)(左春和)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按照极权政治的 计划逻辑,维稳就成为必要的权力守护环节。维稳的出现意味着权利时代人们的多种诉求,当传统运动方法不能包揽一切之时,新的控制社会的机构和方式就应运而 生。维稳并不能消灭问题,而是把问题永远压回“人民内部”,在群众之间或群众与基层权力之间形成无休止的冲突中,政治权力核心集团的进退可以游刃有余。其 实,维稳的目的也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全部解决问题的后果比个体权利诉求更可怕,因为个体权利冲突的消灭会诞生公民的政治诉求。人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建 立庞大的维稳体系的奥秘,就是未能看到维稳背后潜藏的真正的政治权力信息。维稳逻辑中的民间不稳定因素表面看来是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而出现的进步现象,而 实际上,不稳定因素多在个人与公权力之间,是公权力蓄意制造的一种减压装置。并不是政治权力不能认识人们的权利诉求,而是十分明晰个人权利与政治表达欲望 之间的均衡。所以,由政治权力背后主导的各种民间冲突很快会被长期化,由此同化和吸纳民间政治诉求的力量,从而排除后极权时代政治权力的威胁。

  即使在后极权时 代,加强社会控制依然胜过国防保卫,因为后极权时代人们文化、思想的孤立状态已经打破,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已经失灵,知识越来越发挥作用,真理的光临已经不 是遥远的渴望,更多的真理已经抵制了政治权力对于群众的谄媚。当领袖及政党已经很难成为一个社会信仰的中心之时,加强社会控制的成本就越来越大,这样只能 陷入运动群众的暴力循环,市场时代,以利益制造的囚徒困境继续发挥作用,维稳产业以及产业链的形成继续延长了极权政治的寿命。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是产业链中 的政治权力成果,这种逻辑链条的中断并不能指望自由主义和各种知识分子,历史的巨碾会履平他们的各种纷争,只有历史的现实在场者可能分享这一荣耀。这种在 场可能导致错误,但除此之外,历史只能永远驯服在极权政治的奴役之中。力量必须与高置的真理和正义一同出场,现实的行动才有价值和意义。

   



(全文完,向作者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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