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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

追求是因为匮乏和向往......

 
 
 

日志

 
 

知识分子的责任(上) (殷海光)  

2012-10-25 08:39:51|  分类: 路不拾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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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他们口里似乎也强调理想,但是他们更重视现实的人身崇拜。当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装饰时,他们拉拢理想。当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时,他们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阁。

  群众性的运动像一个大食魔(Gargantua)。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

  行动人物的真理观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于是否合于事实那是次要的问题。真正的行动人物并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占有世界。

知识分子的责任
殷海光*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

  一、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照《时代周刊》(Times)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Adlai 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 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站特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地局限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地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二、知识分子的失落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自严又陵、康有为、梁启超以降,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上和历史性的变动上,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多多少少有所贡献。到了五四运动,这一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高峰。从清末到1949年为止,就我们所知,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介绍,新观念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风俗习惯的改革,都表现了罕有的热诚和高度的锐气。中国近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悴!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落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叶,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漫步怀古的诗人悲吟!
  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何以失落?
  这一大变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素形成的。这一大变迁是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而为时代的变迁之一环。从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几种重要的原因:第一,与传承脱节。第二,与社会及家庭脱节。第三,与经济来源脱节。第四,与现实统治建构及行动人物脱节。有这么多的脱节,于是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关于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种原因,另有文章分述,我现在所要说的是第四种原因。
  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之色彩。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士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potential man of acti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actual man 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作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煽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俱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像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著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像。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和史达林的对弈就是很有名的例子。俄国革命成了功,波尔希维克党人的政权已经拿到了手。史达林很现实地主张从事“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托洛斯基犹不忘理想,不尚权争,高唱“不断革命论”,终于被史达林打垮,流亡海外。接着而来的,是史达林所策划的一连串的整肃。在这一连串的整肃之中,始原的“革命人物”差不多都整完了。群众性的运动像一个大食魔(Gargantua)。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这个普遍的律则,在相同的基本条件之下,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时空里发生的实例。当然,表现的形态和程度的强弱可因时地之不同而不同。


  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依前所述,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类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来似乎更深。因为,如前所说,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为脱节的他们自己寻觅新的安排。在这一情态之中,他们很难完全摆脱前人走过的旧路。在背后的这一因素推动之下,恰好又要拼命去追求如前所说国族诸大问题的解决。陈伯庄说:“最为中国社会独具的,而在一部中国历史上占了重要角色的便是士大夫。自从封建消灭而入于大统一的中国,无统治阶级统治部族的特殊拥护而孤立于上的皇室,君临版图极大而社会结构以宗法农村为主体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是中国的准统治阶级。他们从政问政的性格最发达,不是想做‘大臣’,即想做‘权臣’。经过近代意识的转变,‘大臣’即是救国志士,‘权臣’便是政党领袖……”近代“打天下”需要“一套理想”。谈“理想”是中国近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乐事和特长。所以,在变革运动的初期他们得到实际的行动人物藉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褪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转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在观念人物之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being betrayed)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的人可能投奔别的公司行号。第一流而又有独自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这种分化实在是动理(dynamism)上不易避免的结果。因为,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不仅在基本的想法上不同,而且在性格形成方面也不同。他们是一个运动中的两种异质要素(heterogeneous elements)。
  行动人物的基本兴趣是成功。至于怎样成功的,使用什么手段成功的,是否由于因缘时会,是否由于巧取豪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认为是些空洞的问题。他们对于空洞的问题向来不感兴趣。行动人物在必要时也标榜一些主张。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作用是把主张当作结纳精干并吸引人众的工具。至于标榜的主张是否实行,那要看对他们同他们的团体是否有利。他们口里似乎也强调理想,但是他们更重视现实的人身崇拜。当理想可以用作人身的装饰时,他们拉拢理想。当理想妨害人身崇拜时,他们可以翻修理想,不然就束之高阁。所谓意底牢结,他们弄成一种制度化的心理。所谓制度化的心理,就是一个团体或组织以内的每个分子必须共同承认的成文的甚或不成文的那些前提。既然如此,他们不太注意到这些前提的本身是否为真,而只注意到是否为团体所要求而且大众是否承认。即令这些前提是假的,但是,既然团体是这么要求而且大众又这么承认,所以也就是真的。既然这些前提是真的,于是在势力圈内的任何个人也得承认他们是真的。这种“真理观”的作用是为了抒发团体的意志,维持建制的尊严,并且延续组织的存在。在这一关联中,所谓的“真理”与权威是不分的。行动人物的这种真理观与科学上的真理观很不相同。科学上的真理观是,一个语句如果合于某一事实,那么它便是真的。最低限度,这种真理观不受情感的拨动和意志的支配。行动人物的真理观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是真的所以它一定得是真的,至于是否合于事实那是次要的问题。就事论事,这只能算是一种团体应迫(group imperative)。
  正如霍弗尔(Eric Hoffer)所说的,真正的行动人物并非要改造世界,他只要占有世界。他的内在冲动是要掌握和控制,并令既得权力能够行使。在这类要求之下,他要以制度来规范人众的行为。人众的任何重要的自发活动都在可疑因而当禁之列。在对付人众时,他们好诉诸镇制力和官司制度。因为,使用这类工具最可靠。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方法,可以用外来的方法,可以用古旧的方法,甚至也可以用敌人的方法。这么一来,彼等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为权力而权力。
  观念人物在一个动荡时代常削弱流行的信仰,批评既存制度的权威,为新的信仰之普及而开路。真正的观念人物视追求真理为一重要的事。照他们看来,上述行动人物的真理观简直荒谬到不能忍受。他们常视理想为第一。人身常置于理想之下,一切为理想,一切努力向理想集中。有些观念人物好争辩,乐于看到不同的思想之冲突。正如霍弗尔所说,他们提出一个主张时,用意在炫耀才华,或希图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般而论,观念人物渴望受到尊重。中国的观念人物,受传统影响,渴望出人头地。当他们得不到这些满足时,不是离异了自己,便是远避了现实。
  从上面的陈述看来,真正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有内在心性上的不调和。当势利抬头时,真理一定远避。就一特定的情况而言,真正的观念人物是对付不了行动人物的。由于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承脱节,与社会及家庭脱节,与经济来源脱节,再加上因与行动人物脱节而与权位脱节,于是变成脱节人。脱节人最易陷于脱序(Anomie)的空虚之中。
  柏逊斯(Talcott Parsons)认为脱序乃“伦范秩序之全部崩溃”。他说建构化有程度的差别,脱序也有程度的差别。麦尔顿(Robet K. Merton)把脱序视为“不稳定”且与正式的“反道德化”,即“反制度化”有关。
  墨克斐(R. M. Maciver)很注意脱序问题。在他的一本名著中,他用两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从心理的次元着想,脱序是一种反社会的程序。脱序的人退缩到他的自我之中,他对社会的一切规范都不信任。脱序并不止于无法律而已。脱序的心理状态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连根拔起造成的。脱序的人不再有任何标准,他只受一些不相关属的驱力所驱使。他不复有联续感、义务感,及对群体的责任感。“他嘲笑别人的价值。他惟一的信持乃否定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enial)。他生活在既无将来又无过去的一条窄线上。”“他们在年轻时代被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梦幻,他们的希望所撕碎。他们必得面对吃力而又冗长讨厌的工作……”这是墨克斐对脱序者的描写。
  他发现脱序人物有三种:
  第一种脱序人几乎完全丧失价值系统。他的生活因此变得没有目的,失去前途的南针。他把他自己委弃于现在的一刹那,毫无意义的一刹那。他被一种疑虑多端的凉薄之感所侵袭,并藉此来宽解他的失落。当前的快感、唯觉主义、享受主义成了支配他的主宰。
  他要在麻醉和忙乱中忘记自己。
  第二种脱序人失去伦理目标,不复怀抱任何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他所努力追求的是外在价值,追求手段而失却目标,尤其爱好权力。他藉崇拜别人以壮大他自己;注重他所崇拜的权威之功利性的神话。脱序人成了无缰的野马。除了“必要如此”或“现实的需要”以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限制得了他。除了因利乘便以外,别无所谓良心。
  这种人物以能摆脱残余的道德伦范而达到目标为得策。他对真、善、美和高尚的情操一概报之以轻蔑的冷笑。他忘记了自己的脱序,而把人间一切善意都看作是坑害他的陷阱。凄凉,热闹中无限的凄凉!
  第三种脱序人在基本上内心有一种悲剧式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比焦虑和恐怖等困扰别人的因素还要深入他的内心。由这种不安全感衍生无望的失却方向。他失去他过去的价值之根据。有时,他失去从前的社会关联,从前的社会地位以及从前的经济支持。就最深的意义来说,他是“失所的人”。他惟恐被人迫害。他极其因着未受人尊重,被人排弃,被人给予不公平的待遇,内心燃起怒恨之火,但有时又作不安的内省。
  脱序是伦范互相冲突造成的一种社会情况。在这种情况里,个人同时要适应两种互不相容的伦范。例如,“为公”是一种伦范,“为家”也是一种伦范。在有的情形之下,这两种伦范要实行起来会互相冲突。这种冲突到了某种程度,会使身当其冲者不知如何是好。这类冲突多了,就发生脱序的结果。在外来文化价值和主位文化价值冲突时,在社会文化激变时,在相当长期的混乱时,最易产生脱序的现象。脱序人在权威面前丧失了自己,又常为极廉价的自我拍卖者。在学校里教的是一套,进入社会行的是另一套,乃脱序之一源。在学校里教的是重理想、进步、正义,要规规矩矩,是就是、非就非。进入社会行的,必得是重现实,要懂得怎样“混”,要圆圆滑滑,势势利利,要明白是就是非,非就是是,要能对许多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个价值系统背道而驰,使刚出学校的青年不易适应,甚至终于锐气消磨。积累所及,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所谓“阳奉阴违”也是脱序的一个报告目录。权威方面所说的话,所作的要求是一套。这一套不能实行,或不合执行者的利益;但是,又不能正面公开批评或反对。因为,根据过去的实际经验,批评或反对都有灾殃。这两个价值系统冲突。于是,分别办理:“表面敷衍”的是一套;骨子里实行的是另一套。
  在一个权威主义的气氛浓厚而许多倡导又极不切合实际的社会文化里,一定会出现这类脱序现象。而且,由权威所发动的极不切合实际的倡导愈多,则脱序的现象也愈多。于是,许许多多本应可以用来做有益贡献的时间和精力悉浪费在应付权威倡导之中。这也就是说,于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在一方面权威的倡导势在必行,可是在另一方面代办又不能不巧为应付。这样一来,社会文化中许许多多分子的许许多多努力都在这两个不相容的价值系统的冲突里抵消了。社会文化中重要的价值系统因互相冲突而彼此抵消,结果之一就是脱序。脱序的结果就是许多人内心失去“平衡”及“稳靠感”。因而心身的马达总不能像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那样开得足。在脱序过甚的社会文化里,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上常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之感。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是必须活在表里如一的气氛中的。
  现在,许多知识分子蔑视过去的价值系统,并因而对一切价值系统存愤疾的态度。他们自以为步入一个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受一切系统的羁绊。他们似乎如释重负。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的!人实在是一种最奇怪的动物。当着他们不能勉力向道德境界升进时,就常会下降到受生物逻辑的作弄。当人的内心什么必须信持的原理原则也没有时,就有一种空茫无寄之感。自信力也就丧失了。他除了胃在蠕动,鼻子在呼吸,脉搏在跳动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了。这时,他就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信步走去,莫知所之。于是,任何人只要摆出一点肯定的态度,他就可以跟着他一起走,盲目地走。他完全流离失所了。所谓流离失所,并非一定没有房子住,也许他住的是高楼大厦,甚至出入汽车。然而,尽管他的身体在教室里,在办事室里,可是他的心田早已没有生物需要以上的原则,早已没有任何主张,早已无一点信持了。他放弃了自我,听任某甲今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某乙明天装进什么货色就装什么货色。一切都“满不在乎”。多少知识分子,一忽儿被叫恭维某张,就恭维某张。一忽儿被叫詈骂某张,就詈骂某张。一切都“无所谓”。一切不和谐的动作都引不起剧痛。人,早已工具化了。他已经不是他的他了!这是最彻底的失所。虽然内心空虚,可是只要活着一天生物逻辑却一天不空虚。生物逻辑一天不空虚即一天要宰制他。内部的价值没有了,就追求外部的价值。孔雀要展屏。生物文化驱策着知识分子追求虚荣和面子,不择手段地制造空虚的声威,轻易地把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换油条吃。规格没有了,风范随着秋风以俱去,体统只有在记忆里去追寻。剩下来的是藉挫折他人以弥补自己的挫折,藉锥痛他人来医治自己的创伤。多奇异的时代啊!罗素说,人是一种残暴的动物。被生物文化层愚弄而脱序的人可能更残暴。戈矛时代盛行身体残暴。知识分子则擅能进行“观念残暴”。冷漠的眼光一扫,就藉虐待以取快。虐待异类不够意思,虐待同类才够味。于是,我们看见今日若干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幅悲剧图。
  脱序,导引人们走向非洲的原野!
  有许多人轰轰烈烈地活着,有许多人悲壮地死去。在一些角落地,也有许多人无精打采地挨日子。生命对于他们似乎是多余的。但是扔掉可舍不得。扔掉生命,需要比混着活有更大的勇气。一些人感到人生味同嚼蜡。然而,嚼蜡毕竟占有时间,也填充了空虚。所以,嚼蜡虽然没有实际的营养,但有画饼充饥的功效,它给人以象征的满足。于是,嚼蜡成了一种时髦。隔夜的馊饭,阴沟的积水,垃圾箱里的渣滓,都捧出来作经典。在无何有中,一切廉价的代用品出现。低级的刺激比没有刺激有助于驱走心田的疲惫,换来临时的快感。脱序者的生命在灰色中打发过去。

  (未完待续,转载请注明出处。)

  * 殷海光(1919~1969):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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