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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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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革命的悖论——读《论革命》  

2012-08-27 20:55:53|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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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暑假即将结束。
        这个漫长的暑假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家度过的,因而成了读书的好时机,写几篇读书心得,就成了应尽的义务。所谓“心得”,一是与作者神交,更重要的是与自己心交。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学又思,盖谓心得。
        想说的第一本书是汉娜.阿特伦的《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年2月版)。 汉娜.阿伦特(1906-1975),美籍德裔政治理论家。
        革命,在我国近现代的政治历史中,是一个极其高尚和伟大的名词,它曾经是一种信仰、一种原动力、一种考量生死存亡的唯一标准和唯一原因。《论革命》一书,将革命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来分析和阐述,有许多见解闻所未闻,对促进思考是十分有益的。
       阿伦特首先告诉我们,“革命”一词原来是天文学术语,指的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天体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这与我们国人的认识有差异。因为,稍有“国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易经》中的革卦明确提到“革命”之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马恒君:《周易正宗》,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395页。)当然,《周易》中的革命,指得是“革除天命”,革除那个“奉天承运”的天朝的命,不同于我们今天嘴里的革命。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词源学的问题,不在我讨论范围之内。阿伦特指出,“将每次政变都称为一场革命,甚或在每次内战中去寻求革命,皆不足取。”(p23)“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建构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形式,缔结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p23)革命与解放和自由相联,但“解放和自由在任何历史情境下都难解难分,这并不意味着解放和自由是一样的,也不意味着解放的结果嬴来的这些自由,就道出了自由的全部故事。”(p22)“解放是免除压制,自由则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p21)但在实际过程来看,革命包含着难以逃脱的悖论。一方面,革命要推翻旧体制,另一方 面,革命要建立新的秩序。革命者如何继续保证它的最初的原创性?”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就没能构建自由,甚至也无法产生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这一‘有限政府’之福,这是一个千真万确而又令人悲哀的事实。“(p203) 比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 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如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 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此, “没有什么比一切革命的行动者拥有并为之着迷的观念,离‘革命’一词的原意更远的了。”(p31)
        于是,阿伦特以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为标本加以解剖,展示出这两个革命之间的差异。阿伦特认为,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偏离了立国的进程,以感情用事的非理性推动暴力,实行“红色恐怖”,没有走上法治的体制建设。“从法国大革命中吸取的最大教训:恐怖作为达成幸福的一种手段,将革命带入了死胡同”。(p207)最后,连歌颂“恐怖是美德的表现”的罗伯斯庇尔本人也被推上了革命的断头台。80年后,恩格斯严正指出:“恐怖多半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干出来的。”(1870年9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美国革命的成功在于”他们的革命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大获成功,也就是说,他们建立了一个稳定得可以经受后世考验的新政治体。“(p184)美国人知道“如何建立一种持久的制度来塑造那些进入共和国结构的公共观点,这有一次显示出美国革命高人一筹的政治创造力。”(p214)而美国人高人一筹的政治智慧集中表现在有效地解决了“制宪权”的难题上。1790年,法国也通过选举产生制宪会议。阿伦特指出,它本身“既然先于宪政,就缺乏宪政性格,也不可能转变 成为宪政本身。”因此,新宪政如何具有合法性仍然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引导出一种绝对性原则,以证明确立本身及其立法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美国在立宪过程中,能够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 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制宪者们是从各市镇之议会推选出来的代表,同样承受着来自下面选民的压力。正是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体现了“前宪政”政治社会中不同的、次级的组织体(各市的议会 及各州的自制法规),它们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随后,是在已有的“宪政构成”的社会之上建立一个联合各州的权威的联邦共和制。因此。这个新共和体制自我正当性论证基础正在于保存和持续这个已经由人民自发性构成的多元的政治社会,在于其中各种不同的、由人民承认的因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美国宪政所确立的国家以“权力的结合”为取向而形成“联邦”原则。阿伦特指出,”美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就水落石出了,这就是树立权威而非创立权力。“(p164)权威来自于体制和法律;而权力为掌权者使用,前提是掌权者本人必须守法。
        接着,阿伦特联系到十月革命。她指出,“没有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就决不会有一场俄国十月革命。但是,不管列宁宣告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是否发自内心,事实就是,不久他的口号就与布尔什维克党公然宣告的‘夺权’的革命目标截然矛盾,这个革命目标就是用党组织置换国家机器。”(p249)“十月革命对于本世纪的深刻意义,与法国大革命对于其同时代的意义一样,先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然后又让他们彻底失望。”(p45)以党组织置换国家机器,集中表现在认为宪法不利于党的领导,认为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党的政策、文件大于宪法、最高领袖的意志大于宪法。历史已经证明,这种“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有害的。
        此外,阿伦特还在《论革命》中论及到许多观点,发人深省。如:“法律的功能首先不是保障自由,而是保护财产;保障自由的是财产,而不是法律本身。”(p166)、“当私人利益侵入公共领域之时,腐败就产生了。”(p236)“任何政府,只要将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少数人、出身好的人或者多数人手中,杰斐逊都称之为腐败。”(p236)“对公权谋私唯一的补救办法,就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在于照亮公共领域范围内每一个行为的光明,在于那种使进入公共领域的一切都暴露无遗的可见性。”(p236)“文化人最痛恨的莫过于公共事务的秘密性。”(p105)“不享有公共幸福就不能说是幸福的;不体验公共自由就不能说是自由的;不参与和分享公共权利就不能说是幸福和自由的。”(p238)真是一句顶一句!
        以上,我大量地引用原文,只是为了在最短的篇幅里勾勒出《论革命》一书的基本观点。这本书给我最根本的印象是,阿伦特的《论革命》在于告诉我们,革命也会异化。尤其是当革命演变成不断革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后,“革命者”可以“以革命的名义”践踏法制、滥用暴力,轻易地抛弃宪法、轻易地剥夺私人财产、轻易的摧毁别人的家庭、轻易地处置他人的生命时,灾难和动乱就像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的魔鬼,再也收不会去了。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借汝之名欺世盗名、戕害百姓!
        忘记了这一点,才意味着背叛——对革命本义的背叛和对人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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