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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

追求是因为匮乏和向往......

 
 
 

日志

 
 

莫言其人  

2012-12-16 17:45:27|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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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几句话”说的都是人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莫言从斯德格尔摩回来了,关于莫言获奖的事的议论是不会马上消停的。媒体上已经有报导,有人赞扬莫言的演讲生动、深刻、有故事;有人批评莫言的演讲平庸、罗嗦,没情怀。
       莫言是作家,作家是不必以政治家的口吻或外交家的辞令讲话的。莫言的演讲最耐人寻味的是最后部分的三个故事。让我们重温一下吧: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 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 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 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嬴过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 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 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 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 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 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 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莫言的这三个故事说的是什么?我认为讲的都是人,都是关于人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人性被专制的暴力扭曲惶恐地、屈辱地匍匐着,不得不靠假装表情甚至靠出卖灵魂维持自己的生计。那个年代是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的。真正的文学作品是描写人性的,人的生态、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追求,一句话,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莫言的这个故事,是对暴政蹂躏人性的控诉,也是对自己在重压下曾经发生过的愚昧荒唐的忏悔,更是对自己所有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说明。不了解这一点就读不懂莫言的作品。这个故事的第二层含义是,既然“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那么,当今天为荣获诺奖而笑的时候,也应该允许有人不笑。尤其是当笑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笑。事实上,并不会每个人都在为莫言高兴。个中原因,各人心中有数。允许不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如果时至今日还不允许有人不笑,那和以前那种不允许不哭就是没有区别、没有进步了。有人就读不懂这个故事。香港有位作家说:“关于哭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莫言再一次偷换概念。……你的小学同学在表演哭,不等于今天现实中哭泣的人都在表演哭,你可以有不哭的权利,但绝对不能说哭的人就是在表演。” 我估计这位香港作家不了解上世纪60年代大搞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和缺乏亲身的感受;而且对汉语的表达以及对逻辑的把握也多少有点儿问题。至少“就哭论哭”的阅读也缺乏举一反三的理解能力。

       第二个故事比较直观,就是在宣告,我莫言是一个人,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写小说的人,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一个在瑞典皇家学院演讲大厅里演讲的人。这个人在长官的眼里也许非常的卑微、渺小,但确确实实是一个人。其实,人,从本质上看,都是卑微渺小的。卑微渺小是人的常态,是人的本来面貌。任何人在大自然或上帝面前都是卑微渺小的。文学的主体就是卑微渺小的人。钱谷融教授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文学即人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生命的性质。所以,美学家苏珊 .朗格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生命的形式“,“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中看到‘生命’、‘活力’、或生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写文学作品的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在于作家本人的生命力。莫言的这个故事,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莫言今后写作的姿态和动力。

       第三个故事比较隐晦。如果说第一个故事是闹剧,第二个故事是喜剧,那么,第三个故事是悲剧。我看到的是莫言演讲时意识流中的暗喻。那八位泥瓦匠其实就是莫言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纠葛。在生命经历如此宏大、庄严、隆重的时刻,人格结构中的各种势力势必会骚动,会撕啮、会格斗。是维持自身人格的稳定,还是迎合外界的压力、放弃原先的自我去塑造一个新的自我?这对莫言来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精神课题。莫言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莫言的人格结构中的各种“莫言们”一旦取胜,将本色的莫言扔出破庙,那就意味着灭顶之灾、意味着莫言的消亡。因此,莫言向全世界宣告,他依然是高密东北乡的那个莫言。这个故事的主题其实在他前面的演讲词中已经明明白白地表述过了。他说:“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的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的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拨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钻出来,擦擦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地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地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可见,悲剧不会发生。我的解读可能不是臆说。

       莫言“简单地几句话”说了三个故事,表述的是“我是什么人”、“我写什么人”和“我将继续做什么样的人”的宏大主题。从莫言的身上,我对汉字“人”有了新的理解。

       在汉语中,歌颂人的最高级形容词不是“伟大”,而是“正直”。本来,用一横一竖来写人是最为贴切的。因为,用卫夫人的话来说,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两笔合一,是何等的气概和魅力!然后,我们的祖先们偏偏选用一撇一捺来写人。细细想来,这是绝顶贴切!由一撇一捺弯曲的两笔组成的人,具有弹性。弹性是灵活性的保障,而灵活性是结构稳定的条件。结构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只有灵活的结构才是最稳固的结构。僵化的结构是最容易崩溃的。人要是没有适应社会的灵活性,也就失去了在社会中生存做人基本能力。莫言的成功正是他为人的高度适应性。对于个人而言,适应性就是政治。莫言自己也是这么说的:“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 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作为社会的人,莫言是成功的。莫言的成功,是人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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