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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逻辑

追求是因为匮乏和向往......

 
 
 

日志

 
 

人性是裸体的——记我的那几个哥儿门  

2012-02-06 10:38:07|  分类: 个人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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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裸体的——记我的那几个哥门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洋子说,老教四的“兄弟情谊是他们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坚不可摧,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尊重、信任,还有他们在治学方面的谦卑,是最让我敬佩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学关系在人的一生中尤显珍贵?”人的一生中有着大量的“关系”,唯独同学关系维持久远并能动情。许多老年人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或在参加活动是始终保持着矜持的姿态。但一到同学聚会,就个个原形毕露,露出了学生时代的猴气,嬉笑玩闹,乐不可支。可见,在每个人心灵的深处,始终保存着一种“同学记忆”。我想,留住记忆的最好方式是将记忆写下来,变成文字,遂构思这篇文字。先说说我大学时代的几位同学,也就是“老教四”里的几个哥儿们吧。

                                                                           离不远的阿陆

        阿陆和我是难兄难弟,两个人都有“家庭问题”,也就是指“出身”不好,同属“可教育好子女”。伟大领袖的这一语词专利可能是指出身于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的孩子,不教育就是“好子女”,而“出身不好”的孩子可以通过教育成为“好子女”的意思吧。按逻辑推理,也就是说,无论出身如何,大家最终都能成“好子女”。但在实际生活中,所谓阶级,就是政治等级。出身不好是要遭受歧视和打击的。1966年5月之后,“十年动乱”风起云涌,亿万群众在战无不胜思想指引下开始破四旧,揪黑帮,批判资产阶级,斗争走资派。出身论、唯成分论喧嚣一时,抄家、揪斗、游街,“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那时,为了造声势,经常要到文化广场或人民广场去参加全市性的大会。每次全班同学外出参加革命,辅导员王PX就指派我和阿陆留守宿舍,名义是“值班”,实际上是剥夺革命权利而已。一次,又是我俩“值班”,我与阿陆在寝室里聊天,说着说着,阿陆嘴里嘟囔了一句:“把门开开来。”我问他:“做啥?”他说:’门开着,免得人家看见我俩‘策划于暗室’“,我接了一句:“点火于基层!”两人对视,哈哈大笑起来。“策划于暗室,点火于基层”是领袖批判文艺界的一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时的按语,当时成了阶级斗争的行话。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山东的一个矿务局中学任教。阿陆被分配到胶东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以后又到临邑某中学工作。从他到胶东军垦农场以后,我俩书信未断。1977年春的某一天,他居然摸到了我的家,那时已经是阔别9年了。当时,他在校办工厂里当采购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有一次,学校同事要求他从上海买竹壳热水瓶带回学校,群众需求总计30只,加上其他行李杂物,不胜其多。上海上车时有亲友送站,而到了济南下火车转乘去临邑的汽车时。阿陆就采用分批分段运输法,将所有物品分成两组,每组两件,每次双手提一组,往前运30米,放下后再回来运下一组。就这么硬是一个人将30只热水瓶和一大推物件完好无损地搬到学校。校长得悉后,拍着阿陆的肩膀,说:“人才啊!”
       1978年,我考取了华东师大的研究生,师从左任侠、李丹教授。第二年,阿陆考取了山东师大和华东师大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师从傅统先教授和张文郁教授。毕业前一年里,我和他住在师大一村的同一个单元宿舍里,那时讲话已经不用担心门的问题了。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南京,而他去了济南。后来,我担任南京师大教育系主任,他时任山东师大教育系主任。由于学位点的专业关系,他经常去南京师大,我们也经常见面。1987年,他去旧金山州立大学当访问学者一年,第二年,在他回国之际,我又到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一年。1991年,他从济南调回上海教育学院,第三年我则从南京调回上海幼专。不久,又一起被结构调整,进了华东师大。我开玩笑对他说:“我们这辈子总也离不远。”
       不过,在学术成就上,我离他还是有距离的。阿陆上课,观点鲜明,分析犀利,语言幽默,每每总能把诺大的教室引得哄堂大笑,是位十分受学生欢迎的教授。我的数名博士生都去听他的课,回来对他的教育哲学观点和教风赞不绝口。据说,他到外校讲学,经常不住宾馆,而是睡在博士生宿舍里。尽管,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身任中国教育学研究会副会长、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基础教育》杂志主编,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他对学生十分友好和尊重。 在校史陈列室里,他的照片侪身于明星教授的行列中,成为老教四的光荣。权势的侮辱和伤害并不能摧毁一个人自尊自强的人格。每当想起阿陆,我耳边就响起了蒋大为的牡丹之歌。

                                                                             仗义的大罗

        大罗,江西永丰的老表。由于他个子大,力气大、嗓门大,我们一直就叫他大罗。他也自称大罗,你看他的博客,就取名“大罗”。读书期间,我们每年都要去上海郊区的农村里参加三夏和三秋。大罗的绝活就是挑担子。他一担能挑200斤,让广大贫下中农都佩服不已。因此,我认为,他,大罗,才是老教四里真正的劳动人民!
        大三时,我们到松江县山阳公社(现为金山区山阳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和大罗是一组,他是我们小组的负责人。有一天晚上,驻地附近牛棚失火,有社员敲脸盆报警,我们都冲出去救火,我发现牛棚里有一头大水牛,便冲进去解开缰绳,将牛牵了出来,交给了社员。在班级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事宜时,针对我曾经为去世的父亲戴孝一事进行批判,有人认为我政治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坚定,与家庭划不清界限。大罗发言时,讲到了我“顺手牵牛”的事,以此来证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种政治气候和特定条件下,批评我是最容易讨巧的事,一个从上一年级生病留进我们班的同学,实际上与我是“素昧平生”,但他不屈不饶地抓住这一点向我发难,取得良好政治表现,但,大罗却不作此为。尤其是在支部大会经过表决,同意我入团,宣读支部大会决议时,有一个女同学对决议中称我“历史清白”一句提出异议,建议改为“历史清楚”,会议一下闷住了。过了一会,大罗打破了僵局,说:“还是写清白吧,应该是清白的。”其他团员也同意用清白一词,那个女生才没有坚持。我特感谢大罗在关键时刻能秉持公正、仗义执言的人品。今天,当我回眸往事时,这“清楚”和“清白”都已经变得一样的没有意义。但在当时,这涉及到我的政治生命。所谓清白,就是没有不良记录,没有污点。而所谓清楚,可能是清白,没有问题;也可能是不清白但全都被掌握了或已有结论了。这里的政治含义是不一样的。那位女生竟然在没有任何事实、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公然污人清白。在那个年头,替我说公道话是要担风险的。一般人都是为了保险起见,能不多说就不多说的,而大罗毅然决然地还我清白。我并不是说,说我好的人就是好人,我只是说,做人要厚道,不能光凭“朴素阶级感情”戕害别人,伤害无辜。要说“无产阶级感情”,我相信大罗,这位来自江西老区的劳动人民,比谁都深厚。这里的关键是人品!
        1967年秋,全国文革内战正酣,没有人想到我们应该毕业分配了。学校组织我去崇明农村参加”三秋“收稻子。一天,我们正在割稻子,一群鸭子在收割过的稻田里吃掉在地上的稻穗。一个皮肤白净、鼻梁高耸的农场青工恶作剧,将正在吃稻穗的鸭子抓起来,三个指头卡住鸭脖子,一使劲,就将鸭脖子折断了。就这样一连卡死了十几只鸭子。我问他,你卡死鸭子干什么?他回答说:“这是老右(派分子)的。”一会,老右来了,看到毙倒在田里的鸭子,失声大哭起来,嘴里喊着:”你们卡死鸭子干吗!你们卡死鸭子干吗?“我又问那小青工,“这鸭子是老右的吗?”那青工说:“不是,是场里的。”不知道是同情鸭子,还是同情老右,我突然恼起火来,对青工说:“那你不是破坏集体财产吗!”于是,我和他争执起来。他的理由就是“鸭子是老右的,老右的鸭子吃稻子。”我的理由是“鸭子不是老右的,鸭子也不是老右,是集体财产。”旁边有一位女同学向我耳朵里送来一句“多管闲事!”只有大罗仗义执言,用他嘹亮而平和的声音指出青工的行为是错误的。大罗的神态不怒自威,那小青工才不再放声。
        大罗,就这么一身的正气。

                                                                             热情的CY

在我的一本老日记本里,夹着两张北京市购货券。是CY1973年送给我的,我珍藏至今。
 
人性是裸体的——记我的那几个哥儿门 - 意义的逻辑 - 意义的逻辑
      1973年暑假,我送母亲从山东去银川,途径北京。那年头还是文革动乱期间,进北京经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经常会出现“控制进京”的局面,要在北京住宿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事先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CY联系了一下,请他帮助我安排住宿。CY十分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在王府井附近的报社招待所里,为我们母子俩安排好了住宿。当时,张大娘也在北京,两位老人一起拉呱,还挺投机。第二天,我陪妈妈去游览,CY拿出几张购货券给我,说:“你想买点什么,就买吧。”在那个商品奇缺的年代,没有购货券是什么也买不到的。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现在讲购货券,大概与讲秦砖汉瓦是同一类性质的历史话题。但作为我们这年龄的人来说,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非凡的了。各地的购货券都是按户口按人头分年度定量发放的。但凡购买工业品,都要凭购货券才能付钱购买。大宗物品如自行车、缝纫机,小宗物品如热水瓶、搪瓷碗,都是需要交付购货券的。否则,你只有看的份!有时,一件大宗物品,一家人的全部购货券加起来,也不一定够支付,需要积累。因此,每个人家的购货券,都是稀缺资源,一般是不肯轻易送人的。CY这时交给我的这几张购货券,一片古道热肠,望着他真诚的脸庞,我也没推辞,就收下了他的情谊。
        同学们提起CY,就会想到他的朗诵。入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班里开文艺晚会,CY朗诵了一首歌颂祖国的诗:“祖国,我的母亲!”普通话夹杂点山东腔。FJ开玩笑,将它用山东话改成了“祖国,俺的娘!”后来干脆改成“祖国,俺的亲娘!”读到“娘”的时候,声线抬高,鼻音加重,用夸张的第四声。每每此时,CY自己也跟着大伙儿笑得前仰后合。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收到一包邮件时的眼神和表情。那是大二时,他中学时代的好友从北京某大学寄给他的一本电影剧本的文稿。CY手捧文稿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写出电影剧本了呢!”眼睛里充满着兴奋、自豪和敬佩的光芒。一个同学的作品能引发他如此强烈的兴奋,我感到这是一个很淳朴、很好学、很善良的同学。随着了解的加深,CY的真诚、激情、干劲越来越明显,受到大家的尊重。直到他后来去中央的大报社当记者,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本色和做工作的本份。从北京给我们来信时,他从来不是居高临下地喊一声“同学们好”,而是一一点名,把大伙儿都点到,显得尤为亲切。由于工作关系,他能接触到国家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但他从不钻营,不投机,当了一辈子的记者,出色地为教育、为经济建设做好报导和宣传工作。我最感动的是他为了保护石林,甘冒挨打和被驱赶的危险深入实地调查,及时报告中央,成功地制止了地方当局在石林旁开办水泥厂的违法行为。我情不自禁地要学习一下芮成岗的“代表癖”,“代表阿诗玛”向CY致谢!

        在老教四里,还有几位挚友,如小罗、大帅、GZ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坦诚、善良、正直。在我的平生中,他们给我的友谊以及对我的影响从来就没有黯淡过。
       奥地利生态学家劳伦兹发现,大型鸟类的雏鸟出壳后,有一个形成印刻反射的关键期。也许,学生时代,是一个人“社会角色印刻”的关键期。学校的教育,让学生的脸上涂上各种社会角色的油彩,最终成为不同的人。同学们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活动,其实,对上油彩之前的本色和抹去油彩之后的原形是一清二楚的。也就是说,同学们都了解各自率真的本性——这就是我所谓的“同学记忆”吧。可见,人性是裸体的,确切地说,只有裸体才能看清本性。这就是为什么同学关系比其他人际关系更有魅力的原因。当我们退却了光环、擦尽了油彩后,开始认识到一个人无论出身于什么家庭,无论是生活在顺境或逆境中,人们的天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机遇不同,最终的成果也不同,但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
        1994年底,我刚回上海不久,去南昌路科学会堂参加市教育学会的一个报告会,在会场的签到处碰到那位有关“清白问题”的同学,这是我自1968年毕业分配以来第一次见到她。我向她打了个招呼,不意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捺现在来衫来。”(沪语,意思是:“你们现在行啦。”)我很吃惊,不知道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捺”,是复数第二人称你们的意思,她这“捺”倒底指的是“谁们”?“来衫”又是指什么?我们是应该“来衫”还是不应该“来衫”?“来衫”了又怎么啦?我只好回一句“有啥来衫勿来衫!”,大步地走进会场。唉,这也是同学!——嘿嘿,不好意思,有点跑题了,这篇文章是专门讲哥儿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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