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芬生活在美国加州，上两次聚会她没能回来参加。
自从筹备这一次的返校活动后，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她。她马上给我打来了电话，说3月份她要回国给她妈妈做100大寿，10月份再回来有点困难。我想，她说的是实情，加州毕竟不是嘉兴，来回不那么容易。后来的几次电话交谈中，她流露出对同学聚会的向往之情，几经协商，她决定3月份不回来了，改为10月份回国，一来探望老母，而来参加同学会聚。我为她的决定而高兴，立即在老教四的评论栏里给大家发了个消息，通报了佳芬的决定。
当筹备小组为了配合这次返校聚会活动，决定编辑《老教四教育文集》后，我又与她联系，请她投稿。当时，我想，她生活在美国，对中美教育有个比较。如果能在文集中加上这方面的内容，一定能扩大学术视野，提高文集的学术价值。佳芬告诉我，她早年在国内发表的文稿已经没有存稿了，有些文章连年代也记不确切了，但她还是很快地就给我寄来了论文大致的目录，我请我的研究生小韩在华东师大图书馆里一一地将它们找了出来。当时，她在网络学院的工作正值大忙季节，她向我表示，待学期结束，批改完学生的考卷后，再将她的博士论文中的有关章节翻译成中文给我。8月初，我又收到她的电子邮件，向我询问几个心理学术语的中文译法，我知道，她开始翻译自己的论文了。果然不久，译文发进了我的邮箱。
9月底她回国省亲，又到香港参加了一个会议，发现自己血压突然升高，身体颇为不适。10月9日是我们聚会的头一天，她上午要到医院去看门诊作体检。她把情况告诉了AF,问清了我们开会的地点。从医院里出来后，便乘地铁赶到了二号线的科技馆站。到达时，正是我们大家在浦东新区管委会食堂吃饭的时候。由于这个“老上海”不熟悉新上海的路，自己又没有国内的手机，与我们联络不便，只能利用地铁里的投币电话通报行踪。直到我们吃完饭，上了车，她还是没找到我们。我和AF最终走到了科技馆站的8号门，看见一个开“摩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手机帮她拨号。她看见了我们，激动得和我们一一拥抱。当时已经来不及请她吃饭了，她就和大家乘上大巴开往世博园。在车上，她掏出一包从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由自告奋勇的张朝阳分给了大家。大家欢呼道“佳芬的喜糖！”。
我注意到她面色较黄，一脸的倦相，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一踮一踮的轻松“猫步”了。但与多年不见的同学相会的愉悦，使她忘却了身体的疲惫和不适。她与大家漫步、交谈、合影，兴致不减。由于我这次特别想进俄罗斯馆参观，我与她的距离越拉越远，最后，从AF那里得知，她体力不支，提前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要进行上海一日游。早晨我们在母校的逸夫楼大厅集中。我想，不知道JF的情况如何，也许今天她不会来了。但不久，我就透过大楼的玻璃，看到她缓慢的向大厅走来。她参加了白天的全部活动，依然带着一脸的倦相，但轻轻地，轻轻地和大家走在一起。本来，她还要参加浦江夜游。只是因为轮船班次推迟，她才提出不参加游船活动，提前与大家告别回家了。
望着她缓慢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我真有点儿感动：这么讲究诚信的同学，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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