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芬生活在美国加州,上两次聚会她没能回来参加。
自从筹备这一次的返校活动后,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她。她马上给我打来了电话,说3月份她要回国给她妈妈做100大寿,10月份再回来有点困难。我想,她说的是实情,加州毕竟不是嘉兴,来回不那么容易。后来的几次电话交谈中,她流露出对同学聚会的向往之情,几经协商,她决定3月份不回来了,改为10月份回国,一来探望老母,而来参加同学会聚。我为她的决定而高兴,立即在老教四的评论栏里给大家发了个消息,通报了佳芬的决定。
当筹备小组为了配合这次返校聚会活动,决定编辑《老教四教育文集》后,我又与她联系,请她投稿。当时,我想,她生活在美国,对中美教育有个比较。如果能在文集中加上这方面的内容,一定能扩大学术视野,提高文集的学术价值。佳芬告诉我,她早年在国内发表的文稿已经没有存稿了,有些文章连年代也记不确切了,但她还是很快地就给我寄来了论文大致的目录,我请我的研究生小韩在华东师大图书馆里一一地将它们找了出来。当时,她在网络学院的工作正值大忙季节,她向我表示,待学期结束,批改完学生的考卷后,再将她的博士论文中的有关章节翻译成中文给我。8月初,我又收到她的电子邮件,向我询问几个心理学术语的中文译法,我知道,她开始翻译自己的论文了。果然不久,译文发进了我的邮箱。
9月底她回国省亲,又到香港参加了一个会议,发现自己血压突然升高,身体颇为不适。10月9日是我们聚会的头一天,她上午要到医院去看门诊作体检。她把情况告诉了AF,问清了我们开会的地点。从医院里出来后,便乘地铁赶到了二号线的科技馆站。到达时,正是我们大家在浦东新区管委会食堂吃饭的时候。由于这个“老上海”不熟悉新上海的路,自己又没有国内的手机,与我们联络不便,只能利用地铁里的投币电话通报行踪。直到我们吃完饭,上了车,她还是没找到我们。我和AF最终走到了科技馆站的8号门,看见一个开“摩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手机帮她拨号。她看见了我们,激动得和我们一一拥抱。当时已经来不及请她吃饭了,她就和大家乘上大巴开往世博园。在车上,她掏出一包从美国带回来的巧克力,由自告奋勇的张朝阳分给了大家。大家欢呼道“佳芬的喜糖!”。
我注意到她面色较黄,一脸的倦相,走路也不像以前那样一踮一踮的轻松“猫步”了。但与多年不见的同学相会的愉悦,使她忘却了身体的疲惫和不适。她与大家漫步、交谈、合影,兴致不减。由于我这次特别想进俄罗斯馆参观,我与她的距离越拉越远,最后,从AF那里得知,她体力不支,提前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要进行上海一日游。早晨我们在母校的逸夫楼大厅集中。我想,不知道JF的情况如何,也许今天她不会来了。但不久,我就透过大楼的玻璃,看到她缓慢的向大厅走来。她参加了白天的全部活动,依然带着一脸的倦相,但轻轻地,轻轻地和大家走在一起。本来,她还要参加浦江夜游。只是因为轮船班次推迟,她才提出不参加游船活动,提前与大家告别回家了。
望着她缓慢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我真有点儿感动:这么讲究诚信的同学,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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